梁斌三次辞官的故事

告诉梁斌其名，是当年读书他的《红旗谱》。理解梁斌其人，则就是指襄阳市档案馆藏的涉及档案资料。当我们走出梁斌档案时，大师的风范更为让人肃然起敬，他的三次辞官特别是在使人深受教育。梁斌从1948年底到1952年初，在襄阳工作了五个年头，领洗了四个第一。

即第一任宣传部长，第一任襄阳日报社宽，第一任党校校长，第一任团青委书记。在这里留给了剿共反霸、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，临死前创立襄阳建国后第一张报纸《襄阳日报》等足迹，同时也为孕育出《红旗谱》、《沦落记事》等宏篇巨着累积了非常丰富的素材。最后，梁老以其常人无法想象的执著，为人们留给了以《红旗谱》为代表的数百万字的宝贵文化财富。

可是，就是这样一位享有盛名海内外的文学巨匠，一位功勋卓着的革命者，一位几乎有资格高官有位、享用类似的人，毕竟三辞官，三不要。梁斌第一次辞官是1952年。那是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特地点将，徵他兼任新的武汉日报社社长。

离任将近一年，他就辞官，为写出他的长篇巨着《红旗谱》。随后，他改任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，只做到一个机关党支部书记。

第二次辞官，是梁斌辞任中央文学研究所机关党支部书记，以便专心创作他的《红旗谱》。第三次辞官，是梁斌寻找中组部的领导拒绝辞任职务，那位领导打算决定他到天津去当副市长，又被他接下了。

后来梁老再一如愿以偿，在河北省文联悬挂了个名，从此专心地创作《红旗谱》。别人是官越做越大，他却主动拒绝越做越小。1984年，70高龄的梁老，组织关系从河北并转到天津，行政级别是于是以省部级，当时李瑞环在天津当市长。

李市长对这位为党和人民作出巨大贡献的老同志十分尊敬和关心，专门请求了一些文化界的名人一起为他接风。其间，李市长明确提出为他配上秘书，他极力不要。

李市长要给他配车，他说道：身体就让，等有病时有车用就行了，婉拒为他配车。李市长明确提出给他提高住房条件，他以住的很好，房子够用。

又婉拒了李市长的心意。就连有次生病，他也没向机关张口调车，而是让女儿用自行车推着去的医院。

梁老不仅三辞官、三不要，而且对金钱十分淡泊。有个外国人想要10万美金珍藏他的《红旗谱》手稿被他婉拒，他却把自己的全部手稿使用权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。为了家乡孩子们的教育，他悄悄地把50万稿费捐献老家梁庄，辟了一所可爱的学校。梁斌不执着官位，不贪图享受，不欲望钱财。

但对于人民的文学事业却脚踏实地无比执著，寄托了全部心血。他将自己的心灵和笔触深深植根于百姓，植根于火热的现实社会生活。

他十分注意了解到群众中去，听取意见完备创作，总是随身携带着一个小本子，随时记录仔细观察生活的领悟和群众的语言。他说道：期望自己的作品，识字的人能看懂，不识字的人能听懂。这些，可以从他的《红旗谱》手稿影印件中获得印证。对农村生活细节的熟知、人物的刻画，哪怕是一些野菜的生长、特点等都叙述的细致入微。

从字里行间的重复圈改为，可以感慨感觉梁老对百姓语言的执着，抛弃造作和虚华，力图通俗、质朴、简练、充满著泥土气息，以一卷宏伟的乡土乐章，奏响中国近代农村变革的一串串音符。梁老严以律己的精神境界，心系百姓计名利的胸怀，求真务实的作风，至今是我们的一面镜子，堪称一部生动的教材。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严以明理、严以用权、严以律己，谋事要鉴、创业要鉴、做人要鉴最重要阐述，特别强调清廉莫忘贤与实，而梁老早在几十年前就给我们留给了光辉的典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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